時間過去了83年，烽煙已經遠去，歷史永在人心——之所以銘記和紀念，是對抵抗外敵入侵的流血犧牲者的緬懷，是牢記和平的來之不易，也是告誡世人受侵略的歷史不容重演。著名軍事史專家徐焰在接受人民網記者專訪時表示，和平的關鍵在於國力的平衡，我們現在著力於發展，這是改變國際地位，永遠擺脫落後挨打的唯一辦法。
積貧積弱，衝突爆發在所難免
「七七事變」的背後是國力對比問題。當時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負，日軍直接跑到了盧溝橋中國守軍哨所面前幾百米處，搞“實彈演習”，對中國進行挑釁。徐焰認為，表面上看，「七七事變」是偶然爆發的，但背後也存在必然性。
「當年日本要侵略並企圖滅亡中國，是明治維新後確定的國策，至於選擇何地進攻、尋找什麼藉口以及在什麼時間挑起，則要視時機而定。自從日本明治天皇頒布詔書，鼓吹'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並親自製定了以侵略朝鮮、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之後，日本便產生了各種版本的侵華構想。日本那些瘋狂的少壯軍人，還經常不待政府首肯便主動尋挑釁，因而表面看一想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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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偶發的盧溝橋事變，實屬必然。”
徐焰說，根據當時的軍力對比，日本在華北的軍力大概五千七百人，而中國的二十九軍在平津地區有十萬人。為什麼五千多人敢挑戰十萬人？根本原因在於當時國弱民貧，極為落後。即便中國軍隊進行了回擊，在日本增兵之後，當時的北平、天津還是被放棄了。
徐焰表示，「七七事變」爆發，拉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七七事變」之後，中國方面不論日軍如何進攻，都以抵抗的槍聲回擊，八年持久抗戰，直到日軍繳械投降。
抵抗是民族意識覺醒的關鍵
「七七事變」後不久，音樂家麥新創作了《大刀進行曲》，正如歌詞中所唱“全國愛國的同胞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中華民族由此開始，吹響了全面抗戰的號角。
「七七事變」後中國軍隊的反抗展現了中華民族覺醒的精神。徐焰認為，受到外來壓迫，敢抵抗就是一種崛起的精神，近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在抗戰中逐漸成形。
「近代中華民族覺醒的精神，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已經開始。」徐焰表示，在此之前，中國正如梁啟超所形容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群眾沒有民族概念，也沒有世界概念。割地賠款也無所謂，地就是一人之私產，丟了就丟了。到了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期間，沒有當權者敢輕易割地賠款，因為民族利益，天下為公的觀念已經產生。因此，中國近代尤其是抗戰期間，整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過程。
自「七、七事變」開始的抗爭，帶來的成效是顯著的。從全世界來看，中華民族的抗戰讓其他國家重新認識了中國，中國能夠做到自立於世界，擺脫了殖民地的形象。
「儘管很窮很弱，但中國敢抗爭，敢起來，那世界上對你的感覺就不一樣了。中國能成為聯合國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這些就是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打出來的成果，古老的民族正是從那個時候煥發了新生。」徐焰如是說。
和平的關鍵在國力
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但影響國際和平穩定的因素仍然存在。我們該如何維持和平？徐焰認為，和平的關鍵在於國力的平衡。
「七七事變」爆發，日本敢於「欺負」中國，是因為中國當時的貧弱。而中國要與日本平等相處，首先實力要與日本在同一個水平上，中國發展強大了，中日才能真正友好相處，力量不對等，很難有真正的友好。當年，即便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也依舊沒有換來日本的“平視”，因為中國仍然積貧積弱。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成為核武大國，屈臣氏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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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了“兩彈一星”，在軍事上取得優勢，但經濟和科技實力仍大幅落後於日本。甚至到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需要引進大量日本外資，向日本學習。直到進入21世紀後，隨著我國科技實力的快速發展，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提升，軍事力量大大領先的情況下，中日兩國才逐漸「平視」。
所以，徐焰總結道，“一切取決於力量對比”，發展是硬道理，這是最根本的，我們國家現在著力於發展，“這是改變我們的國際地位，永遠擺脫落後挨打的唯一辦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