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從源頭減少訴訟增量。2022年8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市縣法治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提出要「強化訴源治理，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加快推進人民法院調解平台進鄉村、進社區、進網格，推動將民事、行政案件萬人起訴率納入地方平安建設工作考核，依靠基層、發動群眾實現矛盾糾紛就地發現、就地調處、就地化解。做好和解、調解、信訪、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有機銜接的多元糾紛化解工作」。據此，作為推動目前訴源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民事、行政案件萬人起訴率正成為地方平安建設工作考核的新指標。
萬人起訴率是指某一行政區域一定時間內，以萬人為單位，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審民事、行政案件數與該地區常住人口和一想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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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狀春藥登記在冊的流動人口總數之間的比率。萬人起訴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該地區社會矛盾的激烈程度及社會治理效果。然而，與相對成熟的「萬人刑事犯罪發案量」相比，萬人起訴率指標的應用仍處於探索推進階段，無論是分子設置還是分母設置，均有深入探討的空間，有必要堅持問題導向，加強前瞻性分析，確保指標的應用科學規範。
一、分子設定問題V
一審民事、行政案件數作為指標計算的分子，在分母相同的情況下，分子越大，則指標越高，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治理效果較差。目前，與分子相關的以下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
1.一審民事、行政案件是相加計和作為分子還是區分民事、行政案件類型單獨計和作為分子。即萬人起訴率的分子是一審民事加上一審行政案件數，還是一審民事案件數或一審行政案件數？之所以要明確這個問題，是因為在部分司法改革前沿地區，行政案件實行集中管轄，即只有數家特定行政區域的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這些行政案件數量計入分子，客觀上會導致這些管轄法院所對應的特定行政區域相對於其他行政區域而言，萬人起訴率偏高，社會治理效果評估失真。同理，根據現代行政集約化管理的需要，行政機關往往集中於某些特定行政區域，如上海市市級行政機關集中於黃浦、徐匯兩個特定中心城區，這些區域相應的行政案件多，主要原因不在於社會治理效果不佳，而是特定案件屬地管轄之故。
2.一審民事案件是指大民事範疇的案件還是純民事範疇的案件。如果是大民事範疇，則包括了民事、商事、知產、金融、海事等案件類型。而知產（除上海地區外）、金融、海事等案件類型通常實施集中管轄，也會出現前面提到的指標評估失真問題。此外，某些省市正在致力於打造特定類型案件（如智慧財產權糾紛案件）的訴訟優選地，這些行政區域因司法效率高，保護強度大而吸引權利人優先選擇作為案件管轄地，這些選擇性管轄案件數量的增長某種意義上恰恰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些行政區域優良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如果將其作為分子計入，似乎與訴訟優選地建設目標相悖。如果是純民事範疇，則哪些案件屬於純民事範疇就需要進一步釐清。
3.一審民事、行屈臣氏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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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案件是指某一行政區域不同層級法院的一審案件還是指基層法院受理的一審案件。一般認為，如果萬人起訴率指標反映某一級行政區域的社會治理成效，則應涵蓋該行政區域不同層級法院受理的一審案件。以上海為例，如果反映全市的社會治理效果，萬人起訴率中的一審案件應包括上海高院、中院和基層法院三級法院受理的一審案件；如果反映上海市松江區的社會治理效果，萬人起訴率中的一審案件應僅指松江區法院受理的一審案件。但問題在於，上海高院、中院也會受理糾紛源自於松江地區的一審案件，例如受理松江企業或自然人作為原告或被告的一審案件。因此，如果將高院、中院受理的一審案件排除在分子之外，並不能準確地反映某一區域的社會治理效果；但如果將高院、中院受理的一審案件納入分子之中，則需要結合當事人所在地因素更精準地提煉案件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