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母設定問題
常住人口和在冊流動人口總數作為指標計算的分母，在分子相同的情況下，分母越大，則指標越低，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治理效果較好。目前，與分母相關的以下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
1.企業法人等市場主體的數量是否作為分母的組成部分。常住人口通常指戶籍人口，在冊流動人口通常指已辦理登記證的外省市人口。由此可見，分母是以自然人為基礎來計算。這是否意味著企業法人等市場主體的數量不作為分母的組成部分？如果不計入企業法人數量，那麼市場經營活動中的社屈臣氏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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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治理成效又透過什麼樣的指標來反映？如果計入，那麼又當如何調整目前分母的資料組成？
2.常住人口及在冊流動人口總數與該區域的糾紛案件數量是否有必然的關聯度。理論上，特定區域人口產生的糾紛案件數量可以反映該地區社會治理效果，但經驗事實表明，這種關聯度越到底層強度越弱。以上海為例，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和在冊流動人口基本上可以推定在上海區域生活，其中產生的糾紛可以反映上海地區社會矛盾的激烈程度及社會治理效果；人口數據下沉至某一行政區縣，例如松江區，其常住人口和在冊流動人口未必可以完全推定在松江區域生活；人口數據進一步下沉至鄉鎮街道，例如佘山鎮，則常住人口和在冊流動人口基本可以推定不會完全在該鎮生活，其中所產生的糾紛恐怕與該鎮常住人口和在冊流動人口總數不具有較強的關聯度。換言之，依現行計算公式，鄉鎮街道以及村居一級的萬人起訴率在反映該地區社會治理效果方面失真程度較高。
3.集體戶口所在地，高新科技園區、新城開發區等特定人口集聚地的人口資料如何評估。常住人一想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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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狀春藥口和在冊流動人口總數是萬人起訴率公式計算的分母，但分母數據除了單純人口數量之外，實質上還有人口質量的評價維度。舉例而言，上海松江大學城為全國建設規模排名十分靠前的大學園區，內含八所高等院校，集聚十餘萬名大學生，在籍人口多、品質優，且學生戶口集中落戶於大學所對應的特定街道，從而形成該些街道社會治理的天然優勢。同理，高新技術園區、新城開發區等特定人口集聚地的人口品質都會形成所對應基層行政區域社會治理的天然優勢或天然劣勢。如果不考慮人口的結構成分，簡單地以人口數為分母來進行基層行政區域社會治理成效的橫向比較，恐怕有失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