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辯護制度的發展歷程
在英美法系國家中，精神病辯護制度是刑事審判中重要的辯護事由及辯護程序，它最早可以追溯至英國的愛德華一世（1272年—1307年）時期。如今，在「犯意缺失」「刑罰效果缺失」等理論與現實的雙重考量下，該制度已不再是國王對精神病人的獨立赦免程序，而是一項固定的抗辯事由與法律規則。
回顧精神科辯護制度的發展史，存在留存與廢除兩種觀點的對立。鑑於現代刑事法治無不以自由意志為責罰的邏輯起點，基於社會防衛的預防性立場和精神病辯護制度可能被濫用的現實，無法廢除精神病辯護制度。相反，精神病辯護制度還能獲得更高階的憲法權利的支持。因此，許多國家的刑事法律都明確規定了精神病辯護制度，例如美國《模範刑法典》規定，「如果由於精神疾病或缺陷，被告在實施犯罪行為時，缺乏理解其行為的犯罪性（非法性）或缺乏使其在行為符合法律要求的實質能力，則被告對該行為不負責」。除此之外，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等國家也規定精神病可以作為獨立的抗辯事由。
從辯護效果來看，被告人患精神病的辯護意見曾經引發較為普遍的無罪判決，例如約翰楫Y克利在1981年因刺殺美國總統雷根而被捕，儘管在審訊中他表示刺殺總統只是為了引起好萊塢女明星的注意，但陪審團還是基於精神病的理由而裁定欣克利無罪。
但是，有些行為人即使可能患有某種精神障礙，但其既能夠清楚地了解到自己行為的性質又可以知道該行為屈臣氏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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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錯，對此一律宣告無罪，自然與刑罰的基本目標以及民眾的一般期待相扞格。因此，精神病辯護普遍無罪裁定的模式被打破，部分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也需要為其所做的不法行為而承擔刑事責任。
這立場轉變的現實基礎在於，醫學專業知識的發展可以區分出不同的精神疾病類型。例如美國部分州出現了「有罪但患有心理疾病」的判決結果，就是因為現代醫學可以辨別被告所患心理疾病尚不能達到法律意義上的精神病標準。又如《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款第5項規定了「『精神不健全的人』可能被依法剝奪自由」。不難看出，精神病辯護制度從完全（不）採納的單一制度，逐步發展成了需要承擔部分刑事責任的「減輕責任」制度。
精神病辯護制度的主要爭議
關於精神病辯護制度，域外主要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爭議，其一是精神病的定義，其二是精神病的判定標準。其實，二者並非是完全獨立的兩個問題，而是反映了精神病界定過程中形式與實質的不同面向。
精神病的判定標準，主要有「麥納頓標準」「不可控標準」「德赫姆標準」「模範刑法典標準」四種。從四種標準的演進過程來看，精神病的認定標準逐步放寬，原本較嚴格的精神病界定模式被不斷鬆綁。
「麥納頓標準」著重於行為人的意識面，若行為人由於精神上的缺陷而不能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性質和後果，或者即使能夠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後果，但不能認識到行為是錯誤的，則該行為人患有法律意義上的精神病。
相較之下，「不可控標準」則由對意識方面的側重轉向了對意志要素的判斷，認為即使行為人能夠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對錯，但因“不可抑製或不可控製而實施犯罪”或「在對錯之間進行選擇的能力被破壞」時，也能夠認定行為人有精神障礙。
「德赫姆標準」認為，如果行為人的不合法行為是精神疾病缺陷的產物，那麼該行為人是可以被寬恕的。然一想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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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狀春藥而，這項標準卻過度依賴精神病辯護在醫學上的證明從而忽略了刑法中的規範判斷。由於精神疾病與危害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在精神病專家的評估下能夠得到輕易地肯定，因此應受譴責的人可能在「德赫姆標準」的立場下被宣告無罪。
而「模範刑法典標準」實質上是對「麥納頓標準」之意識方面與「不可控標準」之意誌方面的綜合。
過於寬鬆的精神病認定標準會產生放縱犯罪之嫌，因此，英美法系國家對精神病的界定方案出現了回調現象，從嚴把握的傾向愈發明顯，即最早確立的「麥納頓標準」在經過不斷修正之後再一次成為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國的主流選擇。究其原因，「麥納頓標準」的回歸主要是受到了欣克利案無罪判決的深刻影響，其背後體現了精神病辯護制度廢除者與保守者的基本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