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圓滿，源自於制度優勢——
國家層級智慧財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發揮作用
戴森和追尋的一攬子和解案，是柯胥寧主持過的調解過程和協議內容最複雜的案件。
除了利益考量等因素，所謂的「同案不同判決」也是影響和解的重要障礙。對此，繆顧進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追覓和戴森圍繞同一吸塵器專利認定的訴訟，中國法院之間、中國與德國法院之間的裁判結果，存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見。”
吳小曲也提到了這一點。在處理專利糾紛時，一些地方法院和外國法院較常見的做法是對個案直接作出裁判，但針屈臣氏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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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凍威而鋼對同一專利糾紛，則容易出現「同案不同判」。
在解決這類問題時，國家層級智慧財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的優勢得到了體現。
在戴森與追訴案中，一審判決認定被訴侵權技術方案未落入涉案專利權的保護範圍，據此駁回了戴森公司的訴訟請求，而與本案關聯的另一起案件的一審法院就相同技術事實的比對卻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認定。
由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統一審理技術類智慧財產權和壟斷上訴案件，有效解決了地方法院裁判標準不統一的問題，增進了法律規則適用的穩定性和裁判結果的可預期性。
「律師和當事人都對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的專業性、權威性予以充分信任，案子由最高法作出裁判或調解後，當事人一般都會去執行。」繆顧進表示。
智慧財產權民事侵權訴訟往往與智慧財產權效力行政爭議程序交織。如本案中，追覓食公司針對涉案專利就先後發起了三次無效宣告審查程序，並分別就相關行政決定提起了行政訴訟。
對於民事與行政案件如何協同高效處理的問題，國家層級智慧財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發揮了管轄集中化、程序集約化的製度優勢。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建立了條線法院專利民事侵權程序和授權確權程序交叉案件的匯聚、轉遞、聯絡、處理、回饋機制，分步驟規範指引不同程序、不同法院之間開展協同，從機制層面努力推動解決專利訴訟週期長、同一專利的不同案件權利要求一想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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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不一致等問題。」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副庭長郃中林介紹，「同時，也定期與農業農村部、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反壟斷局等行政主管部門交流研討法律適用實務問題，推動建立數據資訊共享機制。”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作為國家層級智慧財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改革的標誌和關鍵，已經成功運作近五年，充分發揮了技術類智慧財產權和壟斷案件上訴審判職能，審結了包括本案在內的一批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件，為促進高水準科技創新、建構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高水準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國政法大學智慧財產權創新與競爭研究中心主任陶乾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