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注商標偽造證據
虛假爆料惡意投訴
事實上，除了法律意識不強的店主外，國際知名大企業也成為智慧財產權惡意訴訟圍剿的對象。
例如，北京某公司曾利用搶注商標“滋可利Zirkulin”，對德國保健品Zirkulin的天貓店進行頻繁投訴，數量達300多條，並先後向Zirkulin和阿里發起訴訟索取賠償。
拜耳集團旗下的「水寶寶」防曬霜，也曾被李某大規模、持續性投訴。李某針對涉案產品共投訴249次、涉及121個商家，投訴後主動撤訴19次。
來自阿里的調查結果顯示，近年來，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圍繞智慧財產權的惡意訴訟頻繁，惡意權利人為了非法獲利，故意透過虛假陳述、偽造憑證和惡意搶注商標等方式提起訴訟。以阿里為例，光是2017年至2019年，阿里被惡意權利人起訴的案件就達千餘件，有時候一人就對平台發起上百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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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藥效果藥投訴之實，這種情況何以頻頻發生？
廣西民族大學廣西智慧財產權發展研究院院長齊愛民分析，近年來，我國電子商務持續快速成長，在龐大商業利益的誘使下，不法行為人鑽現有著作權登記與設計、實用新型等專利中形式審查的空子，利用惡意投訴違法成本低等製度缺陷，透過虛假爆料、惡意投訴等方式影響他人正當經營行為，進而非法獲利。
違法成本低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網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艷東稱之為「性價比畸高」。
「就違法成本看，惡意投訴人利用搜尋等工具，短時間內鎖定、投訴大量商家，幾無金錢及精力成本等必然成本。此外，因目前製度未建立起惡意投訴系統規制體系，甚至存有將其作為真正權利人予以保護的製度空間，加之我國黑卡、個人資訊交易等網路黑產未盡根除，增強了惡意投訴隱蔽性，惡意投訴的法定成本低廉。就違法收益看，惡意投訴人要么直接以虛假權利收取高額'授權費'，要么小額多筆累積'封口費'，行為厚利性顯著。”高艷東說。
高艷東分析，這類行為有四大危害：一是乾擾了商家的正常經營活動，並造成大額經濟損失。一方面，商家要依據惡意投訴人要求給付一定財物；另一方面，若電商平台依據投訴按“通知-刪除”規則刪除商品等鏈接，或造成商家滅頂之災。二是提高了平台治理成本。一方面不利於平台將有限資源投入真正問題治理；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平台運作成本，或造成其經營不善退出市場。第三是大量浪費執法、司法等公共資源，並使真實權利人維權成本和難度大幅增加。四是侵害消費者自主選擇權、公平交易權等合法權益。
索賠不成反被起訴
平台品牌聯手反殺
隨著我國相關法律制度以及社會共治機制不斷完善，假藉智慧財產權惡意投訴或訴訟的行為已不再「所向披靡」。近年來，遭遇敗訴甚至被「反殺」的劇情也頻頻上演。
例如，Zirkulin被訴後，在阿里法務的建議下，對第18007926號「滋克利Zirkulin」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商評審評審後認為：爭議商標“滋可利Zirkulin”，其英文部分與德國商標完全相似，已構成不正當手段搶先註冊，對該商標進行無效宣告。
再如，阿里在李某的大批量投訴中發現了異常：李某同時搶注了多個知名品牌的文字商標，一共進行過2605次投訴，共涉及8個商標、1810個商家。李隨後被拜耳訴至餘杭法院。法院審理後認定，李某註冊的商標構成對拜耳商標的抄襲；其註冊商標的動機並非開展正常的經營活動，而是欲透過投訴、售賣等方式進行獲利，攫取他人在先取得的成果和累積的商譽，是典型的不勞而獲，判決李某賠償拜耳經濟損失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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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例如，2019年9月，淘寶商家徐某不僅起訴了商標搶注者，還聽取阿里法務建議，向法院申請了訴前保全，請求裁定三投訴人立即停止投訴行為。這項禁令也成為全國首個惡意投訴訴前禁令。它保護徐某在案件審理期間不會再遭到惡意投訴，避免經濟損失進一步擴大。
平台除了為商家提供輔助性支援外，還「衝到最前面戰鬥」。例如，在發現杭州網衛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惡意投訴的行為後，阿里宣布全平台封殺該公司，並將其訴至法院，索賠百萬元，成為國內首例電商平台狀告「知識產權流氓」案。阿里方面稱，針對知識產權代理公司濫用權力對平台守法商家進行惡意投訴的行為，阿里一貫的態度是“零容忍”，堅持告到底，幫助受害商家通過訴訟討回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