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是中國智慧財產權法治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子。
這一天，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權法庭（簡稱「法庭」）正式掛牌，這是落實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策略、建立科技強國、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改善營商環境等重大決策的舉措。作為最高法派出的常設審判機構，法庭設置的目的是透過中國特色的「飛躍上訴」的創新模式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實現技術類知識產權和壟斷案件上訴審理的集中管轄，提高專業化審判質效，引導智慧財產權案件裁判標準及尺度的統一，簡化授權確權及侵權交叉案件的訴訟程序，加大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力度。
翻閱法庭一萬六千餘字的2019年度報告，圖文並茂，乾貨滿滿；成立短短一年，成效顯著，令人讚嘆。在法庭取得的諸多成績中，筆者最為關注的是，作為國家層級的智慧財產權案件上訴審理一想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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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法庭採取了什麼措施來呼應其設立初衷，以實現智慧財產權確權和侵權兩個訴訟程序的對接和裁判標準的統一？我們看到，法庭首先透過樹立標竿案例，在統一法律適用規則方面發揮示範作用；在羅東川大法官敲響「第一槌」的案件中，法庭闡明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決尚未發生效力時臨時禁令的獨特製度價值，並明確了其適用條件和規則。法庭還實施“統一裁判標準系統工程”，通過涉及同一專利的案件原則上由同一法官或者合議庭審理、類案識別與辦理、法官會議與交流培訓、重大標桿案件文書把關與評查等各種方式，全面保障裁判標準的統一。在創新審理機制方面，法庭利用全國技術類智慧財產權上訴案件集中管轄的「飛躍上訴」制度優勢，透過匯集一審案件資訊早期發現和掌握涉及同一專利的民事和行政案件；在涉及同一專利權的兩起案件中，法庭創新性地合併召開庭前會議以確定權利要求的解釋這一兩案的共同爭議點，為在我國專利侵權民事訴訟與專利無效行政訴訟二元分立的現行法律框架下、兩個程序出現交叉時裁判標準如何對接作出了有益嘗試。此外，法庭在資訊化建設和智能辦案、專業化團隊建設、司法公開、國際交流等方面均表現不凡，令人印象深刻。
另一方面，報告揭露的一些數據，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科技創新水準及成果運用的整體狀況，令人深思。例如，在法庭一年來受理的民事二審實體案件中，實用新型專利侵權糾紛有454件、比發明專利侵權糾紛234件多出將近一倍，說明我國當前科技領域投入實際運用並產生實質性糾紛的創新成果仍以被稱為「小發明」的實用新型為主；這與同樣實行發明與實用新型專利區分、同樣將技術類知識產權上訴案件集中在專門高級法院審理的日本有明顯差異，在東京智慧財產權高等法院自2005年成立以來審結的1,000多件民事侵權上訴案件中，實用新型案件總共不到50例，2019年度更是未能檢索到1例，可見日本在技術領域的主要競爭利器是含金量高的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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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只能反映我國專利申請、授權、案件數量的不斷增長有所不同，法庭報告中的數據反映出我國專利品質尚未發生質變、且導致中小微企業飽受低水準競爭困擾等更深層的問題。例如，具有商業維權色彩的關聯案件佔有一定比例，此類案件中權利人以同一未經實質審查的實用新型專利在全國各地進行批量集中維權，被告多為居於商品流通環節下游的小型銷售商。發現並揭示問題是為了更有針對性、有效地解決問題，法庭在專利權保護範圍、舉證責任分配與轉移、禁令救濟與損害賠償責任、授權確權案件中的創造性判斷等方面繼續作出公正高效、專業的裁判，必會對推動及引導我國科技創新領域的高品質發展大有裨益。
成立週年，法庭交出了一張滿意的答案。期待法庭持續精進，為提升我國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形象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