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從源頭減少訴訟增量」「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抓實抓好訴源治理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根本遵循。法院將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綱」和「魂」自覺融入審判執行工作全過程，必須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優勢轉化為公正高效審判、促進完善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效能優勢，找準司法審判在全面依法治國這場國家治理的深刻革命中的職責定位，圍繞「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做實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能動司法、積極履職，抓實抓好訴源治理。屈臣氏春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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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萌發地和實踐地。近年來，浙江法院堅決貫徹實習近平法治思想，主動融入黨委領導的訴源治理大格局，找準職責定位，能動司法、擔當作為，透過抓實社會治理中心、共享法庭建設，強化司法建議管理、數位化改革賦能等一系列舉措，從訴前、訴中、訴後各環節，深化夯實訴源治理工作，收案數從2017年的全國第2位降至2022年的第8位，「訴訟大省」的狀況明顯改觀。
8月17日起，人民法院報推出「訴源治理浙江模式」系列報道，邀您一起領悟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浙江的生動實踐和磅?偉力，敬請關注。
“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設走出了兩條漂亮的曲線。”
2023年4月17日，“八八戰略”實施20週年系列主題首場新聞發布會在浙江省杭州市召開，主發佈人、浙江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衛中強用“兩條曲線”形像地概括了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建設。
這兩條曲線，一條是代表浙江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法治浙江建設群眾滿意度逐年提升、走在前列的“上行線”，一條是各類案事件持續下降的“下行線”。
20年來，浙江省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從1.97萬元增加到11.88萬元，成長超6倍。同時，基於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設不斷深化，浙江群眾安全感上升至99.28%，相比2003年提升8.48%；全省萬人成訟率從2019年的109.7降到2022年的75.5； 2019年，浙江成為全國唯一收案下跌的省份，之後收案量逐年穩定下降…
回望過去：根植於經濟高度活躍的沃土，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湧現，浙江，緣何能做到矛盾糾紛不增反降？
探尋未來：在發展與安全、富民與安民之間，又該如何增強「中國之治」的力量，續寫「兩大奇蹟」的浙江新篇章？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習近平總書記堅定有力的話語，給了明確的答案。
循跡溯源：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
敢為人先、勇立潮頭，或許是深植於浙江山水人文之中的鮮明特質。
1980年12月11日，19歲的溫州姑娘章華妹領到了用毛筆填寫的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她咧嘴一笑：賣紐扣再不用「偷偷摸摸」了。
正是這種錢江弄潮兒的無畏氣概和爭喝“頭口水”的超前意識，讓浙江這個當年資源匱乏的“中等生”，創造了第一批個體工商戶、第一批私營企業、第一批股份合作企業、第一批專業市場、第一座農民城等許多可以載入改革史冊的“全國第一”，成為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
但進入21世紀，曾一路高歌猛進的浙江卻率先遭遇了「成長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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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進，帶來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社會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不斷增強，原有的管理體系逐漸力不從心；
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放大了經濟、文化、觀念等方面的差異，「熟人社會」逐漸陌生化，價值觀念日益多元…
在此影響下，諸如土地承包權糾紛、國有土地使用權糾紛、智慧財產權糾紛等具有時代特徵的新型糾紛不斷湧現；群體性事件、勞動爭議、道路交通損害賠償以及房屋租賃等社會性問題顯著增加。
而隨著立案登記制的推行、訴訟收費的全面下調、行政訴訟收案範圍的擴大以及民商事案件管轄標準的調整，糾紛進入法院的門檻更低了，司法離群眾更近了。
法治意識不斷增強的老百姓開始執著於訴訟的正面價值，而對訴訟的限制、高成本和高風險等負面意義認識不夠。
一時間，漲潮般的糾紛未經過濾湧入了法院，法院的案件量與日俱增。「遇事找法」漸漸變成了群眾口中的「遇事找法院」。
基層法院的法官們最先感受到了這股強烈的衝擊：
“在案件數量成倍增長的同時，法官的人數卻沒有辦法成比例增加。”
“各種新型、複雜、疑難案件增多，再加上人民群眾對司法解決糾紛的期待越來越高，對法官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了。”
「矛盾解決不好，又會回流到社會裡去，程序已結但訟爭未解，老百姓怨氣越來越大，矛盾反而更多了。」
……
2018年初，李佔國剛到任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時，曾因一組數據頗為憂心：作為經濟大省，從2007年起，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便進入快速增長階段。經過大數據統計分析，依照此一趨勢，2019年前後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將突破200萬件。
2012年、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論及「案多人少」時，認為其是我國「基層法院工作面臨的困難」；2014年、2015年，最高法院工作報告指出案件數量「持續快速成長」；2016年，全國法院收案量突破2,000萬，3年後的2019年，全國法院收案量突破3,000萬。
一旦案件量突破司法資源所能承受的極限，最終受損的是司法的效率乃至公正。
這種「經濟越發展，社會矛盾越突出」的發展態勢，就必須打破。
2020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指出：「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我國有14億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負！要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更加重視基層基礎工作，充分發揮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層的作用，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