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疫情防控正處於關鍵時期，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疫情防治不單純是對公共衛生緊急管理體系的挑戰，更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2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強調，要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發力，全面提升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制工作提供強力法治保障。因此，必須充分發揮司法尤其刑事司法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作用，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強力司法保障。最高法院在發布第一批十個依法懲處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之後，又發布第二批八個依法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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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充分說明了法治思維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司法應對疫情期間的犯罪予以迅速果斷的反應。疫情作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公共事件，其暴發迅猛，情勢緊急，發展迅速，形勢易變，圍繞疫情而產生的違法犯罪行為呈現出同樣的特徵。特定類型的案件突發激增，新類型新特徵迅速產生，一系列暴力傷醫、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哄抬物價、詐騙、造謠傳謠等案件層出不窮，司法實務部門迫切需要解決這些疑難爭議問題。尤其考慮到疫情防控作為一場阻擊戰，戰疫容不得遲疑、拖延，要想充分發揮司法在疫情防控的作用，當務之急就必須從快解決司法疑難問題，有效回應司法實務對打擊犯罪的及時性的熱切期待，注重提升司法效率。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刑事司法更應當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透過迅速有力地打擊犯罪為疫情防控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只有對特定類型的犯罪迅速果斷地予以處罰，依法作出明確的法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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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為特定時期的行為提供清晰的指引，才能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犯罪行為與刑罰後果之間的時間間隔越短暫，行為與後果的關聯性就越強烈，法律的昭示和預警作用就越明顯，對社會公眾的行為評價和指引作用就越清晰，對犯罪行為的遏止效果越有效，對疫情防控的司法保障作用就越彰顯。反之，一旦時過境遷，未能及時解決特定司法疑難問題，未能對特定犯罪實施快速精確打擊，刑罰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甚至畫蛇添足，陷入尷尬境地。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口罩等防護用品以及口罩的核心材料熔噴布就成為緊缺防疫物資，由此產生一系列圍繞口罩而產生的犯罪，有的哄抬口罩價格，有的利用口罩實施詐騙，有的生產銷售偽劣口罩等等，這些行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疫情而暴發，其最核心的危害後果就是乾擾、破壞疫情防控總體戰，因此刑事司法必須在這個特殊時期針對這一特殊類型問題予以果斷快速反應。最高法院在短期內連續發布兩批有關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典型案件，展示雷霆之力，充分說明了司法機關的責任擔當。從時間上看，本次發布的案例其中大部分案件發生在一月底二月初，有的案件就發生在二月中下旬，正處於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從案發到公訴，從判決到案例發布，第一時間回應疫情防治需求，充分提高司法效率，做到了懲罰的及時性和懲罰的不可避免性，從而提高了懲罰的嚴厲性。從案件類型來看，第二批發布八個案例均集中圍繞有關口罩的犯罪，從一個細小切口入內，系統梳理特定犯罪類型，歸納重點疑難問題，明確有關非法經營罪、詐欺罪、銷售偽劣產品罪、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招搖撞騙罪等犯罪界限，明確其中應當把握的刑事政策，從而凝聚發力，提高了審判的精準性，有力地發揮了刑事審判的職能，確保疫情防控秩序不受影響和破壞。
二、特殊時期司法更應冷靜對待，理性判斷，堅持罪刑法定。就刑事司法而言，疫情防控期間的法治思維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則仍是罪刑法定的堅持。這次疫情引發的公共緊急事件，具有高度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社會常態被打亂，各種利益期待和目的需求交織其中，常態化思維被阻斷，社會中普遍存在緊急、慌亂的情緒化、應激性、本能性、短促化的反應。社會個體如此，社會整體亦如是。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法治思維極易受到衝擊乃至個別人的拋棄，但是越是在這樣一種時期，法治所蘊含的安定性、正義性和合目的性性等價值反而越凸顯其意義。同樣，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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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原則作為刑事司法的鐵律，越是在特殊時期，越是在面對特殊類型案件時，越較之平時、平常更體現出其穩定刑事司法秩序的定海神針和平衡器作用。儘管疫情防治要求我們快速反應，甚至要超常規地提高司法效率，但越是此時此刻，司法人員越需要格外冷靜，必須始終提醒自己遵守法律、遵循理性、尊重常情，越是在緊急時期，越需要厲行法治；越是在公眾情緒洶湧之際，越需要慎重思考罪刑法定原則的邊界，越需要將疑難混亂困惑納入刑事法治軌道，從而在法治軌道上切實推進疫情防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構。
